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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方六的博客

梧桐树下戏凤凰

 
 
 

日志

 
 

日本学者披露日本在晚清时期即向华派遣商业…  

2007-01-05 01: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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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所学的是财经专业,虽然这么些年来“不务正业”,但从来不敢忘本。比如财经方面的书我读起来仍然很有兴趣,在我私人写字桌上,至今仍放有一把算盘,如果遇到烦恼的事情拨打几下心情也就顺了,虽然现在打得很糟糕,甚至会忘记口诀。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相对来说很冷的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我看的是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1日刚出版不久,系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这本“冷书”之所以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是书里完全不同一般的观点。西方的学者一向认为晚清的中国是“衰败”的,没有活力,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这样认为,晚清的中国是腐败、软弱的,国运不济国力太差国情凄凉,这才饱受了国外列强的欺凌。而这本书作者挑战传统,其看法完全相反,认为近代中国不只没有“衰败”,反而充满“活力”,如果要说“衰败”,那是晚清政权,而不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如果表达这种观点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可能会持怀疑的态度,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书中详实的史料,让我承认这种观点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很有道理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书是他花十年时间才写就的。
 
日本学者披露日本在晚清时期即向华派遣商业… - 倪方六 - 倪方六的博客
上图: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示意图(配图缘于网络,与本文观点无关)
下图:日本的所谓“中间线”示意图,中方不接受(配图源于网络,与本文观点无关)
日本学者披露日本在晚清时期即向华派遣商业… - 倪方六 - 倪方六的博客
 
滨下武志在书中透露,清末时期,日本正值工业化刚刚开始起步时期,急需在中国扩大自己的轻工业品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采取了以海外贸易政策为国策的战略,向中国派遣了为数众多的调查团。这些调查团的任务,有的是为了调查开拓日本土特产品市场的可能性(如海产品),有的是为了调查向日本进口的可能性(例如林业),还有针对中国的市场状况进行的调查,并特别向商业方面提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团成员,许多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特工”,即经济间谍,这些“特工”应该是日本目前在海外活动的大批现代经济间谍的拓荒者。
 
调查团的报告一直作为日本国政府研究“支那”(旧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的第一手资料。调查团的成员,即那些“商业特工”的公开身份一般比较正式,也很隐蔽,多是外交官、正经商人、友人等不容易让人怀疑的身份。虽然表面上这些“特工”的任务是搜集商业、经济方面的信息资料,初衷是从商场上打败中国,扩大出口,但其详尽的资料也为军国主义者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靠的情报,从这种角度上说,这些调查团成员也是军事间谍,日本后来能割了台湾,再占东三省,继而全面侵华,与其对中国的“了如指掌”不无关系。
 
这正合了《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战原则,可见日本的侵华野心并非一代人才形成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一直就有研究近邻、强大自己的“传统”,外且一直把中国作为他的最大“敌对国”,或者说最大竞争对手,从中国身上获取利益是日本的第一利益。如在唐朝的时候,中日交往频繁,当年日本人来中国的一大目的就是“偷师”,日本国内现在大唐遗迹仍存,连日本现在的使用文字,许多都是从中国学去的。由此可见,日本在近、现代崛起、强大起来,成为强国,是其处心积虑的结果,并不意外。
 
在1896至1909年期间,日本派遣”商业特工”来华特别频繁,这些调查团成员回国后写出了很多书(情报),书中连中国人用的票据式样、猪毛、兽骨这些细物,都有十分准确的记录,供政府咨询、参考——
外务省的调查团:《清国事情》(1896年)
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1901年);
山冈次郎等:《北清地区巡回复命书》(1902年)
农商务省调查团:《视察报告书》(1903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一回清国商视察报告》(1904年)
农务省山林局调查团:《清国视察复命书》(1904年)
大藏省税关监视调查团:《清国芝罘、威海卫、旅顺口、青泥洼、牛庄上海视察报告书》(1904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二回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907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三回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909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那些中国人自己都查不到无记录的贸易数据、海关进出口数量、人口分布等“国计民生”情报,都来源于这些调查团回国后撰写的书中。从这些政府级别的“调查报告”里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中国的所谓调查应该是别有心的,真正具有长远战略。如外务省的《清国事情》中,把各地区领事馆管辖区域的情况,如地势、商工农业、金融、度量衡、交通及通信、税关、宗教、教育、贸易等内容相关者,都做了详尽的调查。日本学者为什么说近代的中国并非是“衰败”的,反而充满“活力”的?滨下武志引用了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的调查,从侧面作了说明。
 
楢原陈政当年在华的公开身份是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陈政在书中说——
现今日清贸易沉沦于萎靡不振之境,对于据有辽阔衍广亚洲小半之邻邦,我当开拓源利货殖之路,上能裨益于国家,下能图邦民之殷盛,如若不问通商上经远之长计,足以观洵,谓之叹息。若讲究日清贸易何以不振之原因,可咎之于邦商资力欠富裕,或耐久精神缺乏,或贸易实践不足,归之于对清国事情不能畅达所至,皆谓贸易不振之一因。以上所言皆是,但不成其为足够原因。此乃不足俟言之所。然依小官之所见,对清贸易不振之责任,当由帝国全邦商贾为之负担,而不能独归究于对清贸易之商贾,请试陈之。观夫欧美商贾对支那贸易者,彼等虽外貌宏厚富实,实际上巨资运转、举措绰如、雄视于市场者,乃寥寥寡数,大抵难免外强内干之讥。广东英国总领事布来南曾与小官云,在清各港英商以自家资本营商,仅二三家实力公司,其余皆不过照支那商货单运输物货,即所谓“货单商人”之流。小官此回巡阅各港,就中探问,对照实状,得知布来南所言确实可信。所谓在清欧美商贾巨资运转营业之事概不能为之信矣。
 
楢原陈政认为,造成日本对华贸易不顺畅,有文化的日本商人做不过“没有文化”的中国商人,原因不少,但主要有两点——

一、帝国商贾之风气与清商不相投合
日本商贾之风气多与清商不相投合,其于商务交易上殊著。此单一例,清商虽多目不识丁未受过教育,但积年成熟练,对商务之畅达,意气亦颇豪放豁达,而在商务交易上更以信用为主,一言一诺为取舍,决不苟且。而我之商辈与之相反,于教育智识虽远出其上,但就商业熟练却不及彼等,为交易约束所累,拘泥于规则,手续纷杂,于交易自然减少。
二、邦商的同业团结不坚固,使清商控制市上之商权
邦商同业团结之不坚固,乃各自竞争之结果;唯图眼前之利而不顾长远,故造成商业秩序混乱不堪。致使清商乘其弱点,而将价格涨落之商权掌握手中,以致常令我被动不知所宗,是不独在清商贾之咎。我出口货物如能专托适当之商贾贩卖,体察市况,维持价格,商权存我一处,扩展物货之声誉,应得价格腾贵。往往出口货物虽呈报好况,然不在同一商店继续专托,而与支那商直接买卖,收取微利,商权遂归于支邦商贾之手,价格上下如彼之意向,而我只得仰其鼻息。
 
从楢原陈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日货在华并不畅销,现在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最会做生意、很精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日本人眼里真正会做生意的是中国人;另外是,日本人中间也存在“窝里斗”现象和诚信问题。有一个关于中国人内耗的比喻,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又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楢原陈政报告的观点正好相反,当年中国商人、商会间很团结,是“一条心”,日本商人之间反而不结团,即所谓“邦商同业团结之不坚固”。楢原陈政的观点被日本学者当成晚清之中国当年并不“衰败”,而是充满“活力”的证据之一。
 
滨下武志认为,楢原陈政这个记录是关于清国的实情(国情)报告,是可信的。楢原陈政是以地域市场的实情为中心的,与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察根本不同,欧洲列强认为晚清是衰败的,好欺的。而日本人不这么认为,“处于这个时期的日本,莫不如说对清朝的认识就是以地域性的问题为重点的,因而所谓清国衰退之类的观点非常之少见。”日本人当时对清朝的认识,“比起作为政体、作为商业社会来看,倒不如更是基于历史的蓄积、从其独自性功能来加以认识的。也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日中历史关系的原因,因而才导致了在评判基准上也与西洋存在着差异。”
 
在晚清时期,除了出现各种专业领域的由“商业特工”写成的考察报告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体系性的、集大成的研究著作。如,1908-1911年东亚同文会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1912-1914年“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辑的《清国行政法》(织田万等著)。这些书也可以理解为“系统的经济情报”。

《支那经济全书》,以系统的调查和记述为目的,对清末经济从制度、机构,到惯行及书式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即使在《清国行政法》中,也是以“行政”为焦点,从官吏机构的整体分析开始,各论又分为内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各项,明确了行政实体及其运转的形式。如果将它与此前看到的一系列调查报告书相比较,它正视了这样一个课题,即在实态把握与政策把握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也就是说,历史背景与国策之间关系密切,狭路相逢不能回避,是早晚要面对且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滨下武志认为,《支那经济全书》对这两者的研究都堪称集大成之作,表现出具有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日本对近代中国研究最透彻的一本书。
 
日本人除了从经济上给晚清中国“把脉”,还从政治、政体中分析研究中国。滨下武志就认为,《清国行政法》作为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的一部分,是对行政法进行把握的一次尝试。探讨作为政治制度运用方法的行政法,意味着从更为功能性上来理解清朝政治,作更接近实体性的把握,其主旨是与《支那经济全书》相通的。
 
对于清末时期的中国,日本学者认为,总地来说日本的认识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为了对中国的政策立案而进行的实地调查;二、为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进行更原则性把握而进行的调查、分析;三、以学问体系为基础,试图将其各种排列以及分类的认识。所以说,怀有特殊使用的“商业特工(调查员)”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能了解到的都了解了,简直钻到了晚清帝国的肚子里,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远距离地看近代中国。

滨下武志的研究证实,当年日本调查团对中国的调查是“国策性的商业活动”,也就是说这些“商业特工”是政府安排的,是怀有国家使命的,“它象征性地表示出了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特征”。从这里我可以感觉出,日本人称晚清中国并非“衰败”,充满“活力”,不像是在讨好,或是麻痹现代中国人,而是从学术的角度在认真研究中国,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借鉴和警惕。自然,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当年是如何成为“中国通”,继而搞跨中国的。(作者
倪方六
 
附:《支那经济全书》全书12卷的目录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多么地透彻,细到连猪毛都不放过——

    第1辑  第1编“农政”,第2编“土地的权利转移”,第3编“劳动者”,第4编“资本家”,第5编“物价”,第6编“人民生活程度”,第7编“财政”。
    第2辑  第1编“商卖”,第2编“特许商”,第3编“买办”,第4编“会馆及公所”,第5编“组合规约”,第6编“家宪”。
    第3辑  第1编“旧关”,第2编“新关”,第3编“水运”,第4编“仓库业”,第5编“山西票庄”。
    第4辑  第1编“商政”,第2编“商品陈列场”,第3编“商用书式”,第4编“商用账簿及簿记法”。
    第5辑  第1编“支那铁道总论”,第2编“支那铁道各论”。
    第6辑  第1编“邮政”,第2编“电信”,第3编“度量衡”,第4编“货币”,第5编“支那银行”,第6编“在支那的外国银行”。
    第7辑  第1编“海上保险”,第2编“商帮”,第3编“牙行”,第4编“报关行、渝行及通关所”,第5编“招牌”,第6编“广告”,第7编“商标”,第8编“对清贸易”。
    第8辑  第1编“农业”,第2“编米”,第3“编麦”,第4“编豆、豆饼及豆油”,第5编“砂糖”,第6编“棉花”,第7编“脂肪油、脂肪及腊”。
    第9辑  第1编“牧畜(附养鸡)、牛骨、兽皮、制革、羊毛、猪毛”,第2编“海产物”。
    第lo辑  第1编“木材”,第2编“木炭”,第3编“矿山”。
    第11辑  第1编“一般工业”,第2编“磷寸”,第3编“制纸业”,第4编“精米业”,第5编“制粉及制面”,第6编“纺织业及棉丝”,第7编“棉织物”。
    第12辑  第1编“制纸业”,第2编“绢织物”,第3编“陶瓷器”,第4编“出版业”,第5编“文房具”,第6编“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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