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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华疯狂盗墓惊人史实   

2012-09-18 13: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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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华疯狂盗墓惊人史实
本文作者 倪方六

    今天,9·18纪念日,勿忘国耻!

    这里,从《民国盗墓史·内幕卷》中,辑出1900-1945年间日本人在华疯狂盗掘史实,希望国人警惕:我们的邻居一直在惦记着我们的宝物,惦记着我们的国土——亡华之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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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一八纪念馆

  在民国期间,最活跃的头号外来盗墓贼,当是日本人。

  日本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

  民国期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侵华的动机之一,就是掠夺中国财富,大量的中国文物被抢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如果没有几件像样的中国古玩“镇馆”,那就不是博物馆。

  由于有了这项“侵略国策”,日本军人在中国境内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国文物当战利品送给日本皇室。旅顺口东面黄金山下的唐代崔诉凿井题名碑刻,这是原存于东北地区的惟一唐碑。在20世纪初,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军司令富冈定恭便将之盗走了,并作为占领旅顺口的纪念礼物掠运回日本,献给了天皇。此物现存放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内,碑亭正面的石桁上还刻着“唐碑亭”三字楷体亭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肆盗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疯狂进行的。


  为此,日本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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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占领区


  从清末开始,日本人就有计划在中国境内进行盗掘活动,成批有双征身份的日本考古专家、历史学者进入中国,在学术研究的旗号下,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盗掘。

  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日本盗墓贼的乐园;后者暴发了“卢沟桥事件”、国都南京沦陷,此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所有被占领区都能见到日籍盗墓贼的身影,中国成是日本盗墓贼的天堂。

  他们在行盗时,手段和名义很多:或以“探险”为名,如大谷中国探险队;或以“学术考察”为名,如鸟居龙藏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或以中日“联合考察”为名,1927年滨田耕作等人在中国旅大地区的盗掘活动;或以“旅行”为名,如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分别带领的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江浙地区的盗掘活动……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盗掘活动。如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的盗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拿中国活人作毒菌试验、进行活体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中国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中国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卓一、池内宏、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鸟山喜一、三上次男、驹进和爱、黑田源次、鸟村孝三郎、斋藤武一、田中尧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国境内盗掘的经历。

  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盗,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能盗多少就盗多少,连墓中随葬的果子、点心都要盗走,是国际大丑闻。有日本学者后来公开辨称,他们在华行为是科学的考古活动。试想,如果中国学者到日本,你们能允许他们这么“随便挖”么!

  1972年,新疆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72TAM225的墓葬发现了一幅绢绘伏羲女娲精美画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上半部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内呢。原来,当年日本人在西域盗掘时,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头像的上半部。

  这样的例子很多。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国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1988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盗过,后来共和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仍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当年是科学考古,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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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库车苏巴什古遗迹发掘

  这里,笔者参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公开资料,对1900-1945年间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主要盗掘活动,统计如下——

   1902年,大谷中亚考察队开始在新疆活动,这次主要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盗取了一部分壁画。

   1905年,鸟居龙藏在旅大地区作过初步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整个辽东半岛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活动,进行盗掘。盗掘活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

   1906年,大谷中亚考察队派遣橘瑞超等到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开始在天山南北和吐鲁番“调查”,盗取中国文物。

   1906-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在河南巩县和洛阳地区活动,调查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以及山东的汉画像石,盗取中国文物。

   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遗址附近发现的一个城址上,窃取“李柏文书”。

   1910年,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盗掘汉墓。

   1918年 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活动,“调查”当地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盗取中国文物。
   1922年,常盘大定在河北邯郸一带活动,“调查”附近始凿于北齐年间的响堂寺南北石窟,盗取中国文物。
   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以联合考察名义,盗掘旅大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后中国学者陆续退出。 

   1928年10月,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原田淑人主持盗掘了旅大地区牧羊城遗址,同时“调查”了牧羊城周边的古墓。1931年原田淑人与参加这一“调查”的学生驹井和爱,还合撰了《牧羊城》一书。

   同年5月,在济南附近的临淄县,盗得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

   1931-1934年,由原田淑人带队,池内宏、鸟山喜一、驹井和、三上次男等人负责,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2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还对渤海国大型石室墓“三陵墓”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和盗掘,盗走了一批中国文物。后原田淑人后与学生驹井和爱合撰《东京城》一书,于1939年作为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出版。

   1933年,日本人盗掘了顾乡屯地点,并“调查”了辽代帝陵,为日后盗掘作准备。

   1933年,牟田哲二把在赤峰红山一带盗出的陶器、石器和青铜器,包括一些掠夺来的文物,先后赠给日本帝国大学的上治寅次郎、东亚考古学会。

   同年秋天,以德永垂康为首的“满蒙调查团”进入赤峰,在红山周围挖掘了几座石棺墓,将所有的文物标本悉数盗走,运回日本。

   同年,日本山中商会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盗取中国文物。

   1934年,关野贞、竹岛卓一等盗掘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庆州府遗址、永庆陵,盗获了包括永庆陵壁画在内的一批中国文物。

   1935年,三上次男在内蒙古赤峰和北京金代土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中国古陶瓷标本。
   同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写出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同年夏初,滨田耕作率领东亚考古队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长达21天的发掘。其中被掘居住遗址2处,墓葬31处,盗走一批中国文物。18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

   1935-1936年,滨田耕作、池内宏在中国东北集安盗掘通沟高句丽壁画墓,盗走一批中国文物。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到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一带活动,盗取中国文物。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金上京遗址(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盗走出土中国文物。鸟山喜一之前已曾在金上京遗址盗掘过。

   同年,园田一龟对黑龙江阿城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同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对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盗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偷送回日本,并合作出版了《内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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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在华盗掘多以正当名义进行,图为清政府颁发给橘瑞超由吐鲁番赴焉耆的护票

   1937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本年起至1944年,曾8次前往日军侵占的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和实测,盗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佛寺遗址和阳高汉墓等。
   同年,原田淑人带学生驹进和爱,先在平壤乐浪土城“调查”;7月到达元上都遗址,进行盗掘活动,盗走一批中国文物。两人合编有《元上都》。

   同年11月,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原址周口店一带活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挖盗。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盗走大批中国辽瓷标本。

   1938年,原田淑人到北魏平城遗址一带活动。

   同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了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持续到1939年。

   同年5月,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分别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从东京出发,到江浙一带活动,开始盗抢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西湖博物馆,盗掘南京六朝墓地、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盗获的中国文物共计129件。

   同年秋,水野清一等赴河南安阳侯家庄“考察”,进行盗掘。

   同年,藤亮策盗掘了吉林延吉小营子遗址。

   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组成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全面盗掘了辽代帝王陵,时间长达3个月;从辽太祖阿保机陵内盗走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一批珍贵中国文物。

   同年,斋藤武一、田中尧雄等在抚顺大官屯窑址、辽阳土城、塔湾及八面城等遗址盗掘,掘获大批中国文物。

   同年夏,鸟村孝三郎在山西大同方山进行“考古调查”,盗获了一批中国古陶瓷标本。

   1940年,日本人对占领区的中国文物开始全面盗劫。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议会,在中国华北地区频频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盗掘邯郸赵王城和北魏平城遗址。

   同年,时任吉林高等师道学校助教山本守等人,在喀喇沁旗和宁城县对当地辽墓进行“调查”和盗掘,搜集了一批辽三彩。

   1941年,和田清、岛田好等“调查”吉林乌拉街、辉发、哈达各地有关清太祖的遗迹。原田淑人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辽阳先后共盗掘砖室和石室墓l8座(未含零星盗掘数),其中有南林子和北园村的壁画大墓2座,壁画被彻底破坏。

   同年,受聘于满蒙“古迹保存协会”的三宅俊成,在赤峰林东一带“调查”辽代遗迹,搜集了一批辽代文物,事后出版《林东辽代古迹调查记》一书。

   同年,关野雄盗掘临淄齐国故城和滕薛二国故城遗址等。

   同年,日本人又在周口店和殷墟等在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疑被日本人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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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口店遗址

   1942年,原田淑人盗掘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持续到1943年。

   同年春,日本驻军盗掘吉林珲春八连城遗址;

   同年7月,东京大学教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人大规模盗掘今吉林省珲春市境内八连城遗址、儿玉重雄盗掘了赤峰境内的英金河南岸的蜘蛛山遗址,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瓦当。

   同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盗掘“北京人头盖骨”遗址,并强迫裴文中参加。

   同年11月,在南京城南盗掘出土了玄奘灵骨。

   1943年,鸟山喜一在吉林和龙县西古城一带活动,进行盗掘。

   同年,儿玉重雄、用中共雄等人在猴头沟缸瓦窑“考察”,并搜集了一批辽瓷标本。

   同年,原田淑人在赤峰林东“考察”辽祖州城,5月份,日本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岛田正郎,率领“祖州考察团”在辽祖州盗掘了41天,所有发掘品悉数偷运回了日本国,并于1955年出版《祖州城》一书。

   1944年,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等人,先后盗掘了赤峰缸瓦窑、林东白音高勒窑、辽上京内瓷窑,将全部发掘品偷运回日本。

…………

  以上统计并不全面,事实上比这更多。但从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日本人在中国的盗墓活动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国列强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多倍,活动次数亦最多,像孙殿英这样的中国本土盗墓大贼都不敢明目张胆,都有所顾忌,日本盗墓贼却肆无忌惮,近乎疯狂。

  有日本学者辨称,上述日本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对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东北亚的学术研究是有贡献的,有的研究成果还是惟一的,中国人也没有研究出来。这观点荒唐至极,难道没有日本人,中国就没有先进文化,就没有学术成果?

  近来有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人民国时期在中国境内疯狂盗掘文物资源,特别是热衷于辽文化、高句丽文化的研究,其是另有目的和野心,企图通过考古发现,分裂中国,证明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不只有一个不隶属于中原王朝的政权的存在,为他们出兵霸占东北和满蒙独立论,寻找历史依据,日本人盗掘背后的用心,相当险恶!

  对日本的在中国的盗掘活动,笔者将选择几件代表性事件,与欧美人在华盗墓活动一起,在《民国盗墓史》一书中作具体讲述,这里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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